審判

一臺筆記本電腦放在被告席前，播放的20分鐘視頻是開庭前6小時才錄好的。

視頻中，湯小甜總體平靜，只在某些地方，仿佛仍然被語句后面不堪的記憶所干擾，有一絲緊張，或停頓片刻。她向法庭講述了從2009年至2013年期間，在多個時段，被父親湯某濤強無數(shù)次強制猥褻，強奸未遂以及一次強奸的經歷，“我用了很多年的時間來修復自己的情感……我把自己修復好了以后，才敢坐在這個鏡頭前，向法官、向司法機關、向社會大眾去揭發(fā)他當時的暴行。”

因為在非洲工作，8月19日的開庭，湯小甜只能用這種方式參與。代理律師萬淼焱說，播放視頻時，湯某濤“一直不敢抬頭看女兒”。

湯小甜的悲劇起源于父母無愛的婚姻。1994年，湯小甜出生后不久，醫(yī)學本科畢業(yè)的父親湯某濤就去了深圳從醫(yī)，很少回家。4歲那年，父母離婚，湯小甜由母親劉芳撫養(yǎng)。由于母親文化程度不高，收入較低，湯小甜是一邊聽著母親大罵父親，一邊被迫打電話找父親要錢上學長大的。從出生至今，她和父親待在一起的時間“加起來不到一年”。

2009年，湯小甜考上了北方一所三本大學。母親拿不出學費和生活費，當年年底，按照母親要求，她坐火車去深圳找父親。在深圳的幾天，她遭到父親“摸胸”等猥褻。彼時，湯小甜只有15歲。2011年1月大二寒假，迫于經濟壓力，湯小甜去深圳，再次被湯某濤強行撫摸胸部和下體。湯小甜反抗，被打了一巴掌，她逃往同在深圳的三叔家，7天后獨自回河南。前兩次猥褻，湯小甜告訴了母親和三叔，后者沒有采取措施。2011年7月暑假，湯小甜再次前往深圳找湯某濤要學費，又遭到強制猥褻。她從深圳逃到東莞，乘無座火車回家。

2011年10月底，湯某濤前往湯小甜的學校，以“父愛”的名義對湯小甜洗腦，并以“報考考研輔導班”和“買筆記本電腦”兩件事為條件，誘導湯小甜18歲后與其發(fā)生性關系。這次談話，湯小甜偷偷錄了音。

2013年4月，湯小甜考上研究生，需要1.32萬學費。她再次找到在鄭州裝修新房的湯某濤，湯某濤在出租屋內多次猥褻女兒。6月，湯某濤以讓女兒為其輔導英語為由，先后兩晚將湯小甜的衣服脫光，實施猥褻，并試圖強奸，但由于擔心湯小甜奶奶發(fā)覺而中止。2013年6月底，湯某濤在其妹妹的出租房內強奸了自己的女兒。

事情過去8年后，直到2021年11月，從工作地埃塞俄比亞回國的湯小甜才向鄭州鄭東公安分局報案。2022年1月，湯某濤被檢察院批捕。2022年8月19日，該案在河南自貿區(qū)鄭州片區(qū)人民法院不公開開庭審理。檢方指控了湯某濤從2009年至2013年對女兒湯小甜實施的7項強制猥褻、強奸罪行。

從庭審記錄看，湯某濤顯得慌張，表達語無倫次，反復強調“有一半指控是虛假的”“要學費是一個謊言”，聲稱此事是“一個巨大的陷阱”，說自己被湯小甜的母親劉芳“算計了”，是“她幕后操縱導演，處心積慮，蓄謀已久的一個陰謀。湯小甜表演陷害我”。

在偵查和庭審中，湯某濤均承認了從2009年至2013年多個時段，對女兒的強制猥褻行為，并當庭表示“這是錯誤的，我現(xiàn)在深深地認這個罪”。但他否認2013年6月底的強奸，稱“并未插入”。

11月4日，河南自貿區(qū)鄭州片區(qū)人民法院對本案做出一審判決，“被告湯某濤作為被害人湯小甜的父親，罔顧人倫，對親生女兒實施強奸行為，并長期、多次對湯小甜實施猥褻，且有在湯小甜未成年期間對其多次猥褻的情形，導致湯小甜長期失眠、精神抑郁，性質惡劣，后果嚴重，應予從重處罰。”

最終，湯某濤因強奸罪被判刑8年，因強制猥褻婦女罪被判刑5年，兩罪并罰共執(zhí)行有期徒刑12年6個月。

按照刑法，強制猥褻婦女罪刑期為五年以內，追訴期不能超過五年;強奸罪的刑期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。“但是湯某濤的強奸行為發(fā)生在猥褻的追訴期內，所以猥褻罪的追訴期限從強奸之日起計算。”代理律師萬淼焱說，“是刑法的規(guī)定讓他罪有應得。”

兩次錄音

一般來說，由于性侵案件多發(fā)生在隱秘空間和特殊人物關系間，往往面臨證據(jù)缺乏問題。而湯小甜控告湯某濤強奸、強制猥褻一案，在過去9至13年之后，卻得到了充足的證據(jù)支撐，堪稱一個奇跡。

例如，判決書中法庭認定的多起事實中，2009年12月寒假第一次遭受性侵的情節(jié)，“有被害人湯小甜的陳述，證人劉芳(湯小甜母親)的證言，某大學學生證及學費收據(jù)，2011年10月29日湯小甜與湯某濤對話錄音、2021年12月11日湯小甜與湯某濤對話錄音，被告人湯某濤的供述和辯解等證據(jù)證實。”

2013年6月底的強奸事實，“有被害人湯小甜的陳述，證人劉芳、陸某、白某、楊某(三人均為湯小甜的朋友)的證言，2021年12月11日湯小甜與湯某濤對話錄音，被告人湯某濤的供述和辯解等證據(jù)證實。”

其中最有說服力的證據(jù)，是2011年、2021年的兩次相距十年的錄音。

2011年10月，湯某濤的新婚妻子已懷孕，他到湯小甜的學校，父女二人有一次半小時的談話。一萬多字的文字整理稿中，17歲的湯小甜處在弱勢——只說了500個字左右。湯某濤對湯小甜實施了大量的精神控制和洗腦，“所有女孩的第一次都是跟爸爸的”，“爸爸光著身子走來走去，讓你知道男人。因為你是單親家庭，沒見過男人的東西，都讓你知道了。爸爸怕你好奇，怕你被別人騙了。”

在談話中，湯某濤幾乎時時刻刻都在強調“愛(性愛)”，“愛爸爸，爸爸會珍惜你，愛惜你”，“一輩子，爸爸最愛你，你是我最后的愛，我是你第一個愛”。記者粗略統(tǒng)計，這次談話中，湯某濤提及“爸爸愛你”或“愛爸爸”意思的表達近30次。

他甚至主動談及此前對女兒的猥褻行為，“(2011年)放暑假的時候，怎么跑了呢?是因為那子(方言)爸爸抱你是吧?爸爸抱你，爸爸下面有反應了是吧?”

為了讓17歲的湯小甜“放得開”“想開一點，不要笨”，湯某濤告訴女兒，“任何一個女孩成長過程中接受的第一個男人就是爸爸，最愛的、第一個愛的男人就是爸爸。”他還說，“有些東西就是虛偽的、虛假的、騙人的。法律就是為了封建統(tǒng)治階級利益服務的一種工具，倫理道德也是為了維護這個社會秩序，維護封建統(tǒng)治的。”

湯某濤勸說湯小甜寒假再去深圳，誘導她同意發(fā)生關系。并在接下來“買筆記本電腦”的話題中，將其作為交換條件，“只要答應爸爸，爸爸什么都給你”。

湯某濤沒發(fā)現(xiàn)女兒在錄音。他甚至預測到未來可能的“刑事危機”，暗示女兒，“你肯定也不會害爸爸，對吧。爸爸很慘，現(xiàn)在去坐牢了，你一分錢都沒有了，而且名聲還難聽是吧。假設我要犯罪了，我要死了，我(現(xiàn)在)又領結婚證了，那第一繼承人就變成她(新任妻子)了，是吧?”

第二次錄音發(fā)生在2021年。當時，湯小甜已經找到了律師萬淼焱。在后者指導下，她去深圳約見父親。在此之前，父女倆已經斷絕往來8年。

在廣場邊的凳子上，湯小甜以“即將結婚”為由，跟父親談了許多往事。談話中，湯某濤承認了長達三四年時間里，對女兒實施的多次猥褻和一次強奸。他還補充了湯小甜早已忘記的“完事后，我讓你去衛(wèi)生間洗洗”等細節(jié)。在這次“告別過去”的談話中，湯某濤依然“深情”表達了對女兒身體的渴慕。這次，湯小甜錄了音，不遠處的男友用攝像機錄了像。

今年8月的庭審中，湯某濤承認，這兩次，他都對錄音不知情，因此所說的話都是“無心的”。他試圖以此證明自己被陷害了，但對法庭而言，這恰恰證明了兩份錄音的真實性。

“抖腿勾引”

湯小甜幾次試圖抗爭和逃避。

她第一次去深圳，因暈車昏睡被父親摸胸，又因被診斷為陰道炎后被父親塞藥之后，打電話求助母親。未果?；氐嚼霞液?，她再次提起此事，母親的回答是，“你爸爸說，你老是抖腿，勾引他。”媽媽還對她講起鄰居家某個繼父和女兒發(fā)生性關系的事，某個爺爺對孫女進行猥褻的事。湯小甜覺得，仿佛在媽媽眼里，這種行為只是稀松平常的，并不需要阻止或報警。

她從此知道，媽媽是靠不住的，“說了也沒用”。

無人制止，讓湯某濤變得更肆無忌憚。

2010年底，大二寒假，湯小甜第二次去深圳問父親要錢。遭到猥褻后，她強烈抗拒，被父親打了一巴掌，一氣之下離開家，去了同在深圳工作的三叔家。她對三叔講了自己的遭遇，又對媽媽解釋了自己為什么要離開，但兩個長輩對此無動于衷。“大家好像把它當作一個丑事。”湯小甜尤其看清了母親的“麻木，沒有同理心”，“她了解這件事情的時候，就像是別人家小孩身上發(fā)生的事情一樣。”

此后3年，一次次遭受父親的猥褻甚至被強奸后，湯小甜再也沒對媽媽講過。

2021年12月初回到國內，湯小甜決定報警的時候，劉芳還勸女兒，“你不要報警。你爸爸力量很強大，你根本斗不過他。”湯小甜看到了媽媽那種“骨子里傳統(tǒng)女性的劣根性”，“就是那種‘男人都很強，女人都很弱，女人就應該逆來順受’的思想。”

最初，湯小甜也對報警、起訴沒多大信心。但隨著各項程序的進展，她的信心越來越強。

2021年年底，湯某濤被關進看守所后，湯小甜遭到了來自父親家族長輩的辱罵——他們打來電話質問，“他年紀這么大，以后的人生該怎么走?”

三叔的辱罵最具有傷害性。2021年12月31日，三叔加回湯小甜的微信，從下午14:35開始，用盡惡毒的語言辱罵湯小甜，一直罵到19:00。“到處說自己被強奸了，你要臉嗎?”三叔詛咒她，“記住，你的一生會和你媽一樣!”

他還要求湯小甜“還錢”。湯小甜算了算，讀書那些年，三叔給她的錢約在2萬至2.5萬之間。當天，湯小甜哭得沒有力氣，冷靜下來后，她給三叔轉賬5萬，“加倍奉還”。她在微信中對三叔說，“請不要詛咒我的母親。她的不幸來自于年輕時錯誤地嫁給了您的親哥。”

但三叔仍不罷休。“你把‘強奸’兩個字掛在嘴上，讓全世界都知道，你要不要臉?你還是沒結婚的女孩子啊。”“對你看錯了眼，當初他一分錢就不該給你，你活該餓死最好。”最后，三叔提到，小時候，母親帶著幼年的湯小甜去深圳，“像兩個要飯的”。他說自己為母女倆安排住招待所，請吃飯，請假帶她們玩，“所有一切換來你及狗男人(男友)的罵。”

湯小甜說，三叔的確對她很好。每次父親不給錢時，她對三叔哭訴，三叔都會掏出一兩千，“雖然不多，但對當時的我的確是救命錢。”高三畢業(yè)的暑假，她去深圳討錢，爸爸不理她，是三叔打車帶她去看了電影《阿凡達》。“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電影。三叔其實不感興趣，看到一半他都睡著了。”因此，過去很多年，湯小甜對三叔寄托了一種父親般的情感。

但三叔在哥哥性侵侄女的事情上，卻沒有任何干預。此次湯某濤被警方傳喚后，三叔給湯小甜打電話，“他說，大哥就算殺人，他也要給他送飯，給他請律師。”

因為三叔的羞辱，湯小甜差點要放棄了，“我覺得他說的好像是對的，雙方生活都步入正常了，我不應該把自己弄到這么‘不要臉’的地步。”

“一直到一審結果出來前，我都非常難熬。”湯小甜說，在鄭州公安局里，她對著不同的警察不停復盤過去的遭遇。她擔心“不停地復盤，最后報警帶來的收益是零”。

直到去了非洲，脫離了原來的環(huán)境和習俗，之前的壓迫感似乎才一放而空。她心情變好，重新勇敢起來?；剡^頭看，湯小甜覺得，吐露和復盤這些在內心郁積多年的遭遇，不但不是“恥辱”和“二次傷害”，反而“對我的心理健康是有幫助的”。

“有父母，還不如沒有”

一審結果出來，湯小甜感到一絲開心——但不是那種復仇成功的快感，“就是看到一個人，終于有了惡報，一件事終于有了一個正義的結果。并不是我贏得了什么，而是順理成章的，本該如此。”

她也不認為事情就此結束，“還需要那些對犯罪漠視、助紂為虐的人認識到錯誤并道歉。”

比起父親的傷害，湯小甜覺得，這13年，母親帶給她的是更深層次的傷害。

2021年底報警前，湯小甜就敦促母親去公安局作證，但劉芳“找出千種理由拒絕”;湯某濤被起訴至法院后，劉芳勸女兒，“湯某濤力量很大，你斗不過他的”。湯小甜看得到母親身上根深蒂固的“懦弱、愚昧”，只能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”。

為了挽回女兒，劉芳終于答應作證。8月庭審前一天，她從老家趕到鄭州，和萬淼焱一起，給偵辦此案的刑警送去了家鄉(xiāng)特產——咸鴨蛋和掛面，“這樣難的案子都破了，(警察)該得1000分”。但當天深夜，劉芳又打退堂鼓了，“我去了有什么用呢?我又說不過他。”萬淼焱立刻給她鼓氣。

第二天，劉芳勇敢出庭了。她說，從2009年女兒上大學到2016年研究生畢業(yè)，因為學費問題，她每次放假都讓女兒去找湯某濤要錢，“每次一星期到半個月不等。只是每次回來，女兒都給我說，被她父親猥褻了。不是摸胸就是摸下體。”

2009年第一次猥褻后，女兒給劉芳打電話哭訴，“說不想活了”。劉芳向河南110報了警，又打給深圳警方，但因她表述模糊，事情不了了之。“我心里是很難過?？傁Ｍ麓螘玫?。”她還安慰女兒，“他是醫(yī)生，是你父親，沒事的。”

她還回憶，2013年暑假女兒從鄭州姑姑家回來后，變得“脾氣很差，經常哭，經常無緣無故發(fā)脾氣”。“我問她，她也不說。”劉芳對法庭陳述道，“還有幾次差點自殺，有幾回還讓我拿刀把她爸爸砍死。要是能砍死，她就什么都聽我的。”

直到2021年10月底至11月回國，湯小甜還是“一直哭鬧，說很痛苦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”。以至于劉芳做了飯，女兒不吃，也不跟她說話。后來，還是女兒的男友馬克告訴她，湯小甜在2013年被湯某濤強奸了，這些年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。

劉芳的供述構成了本案的有力證據(jù)之一。但湯小甜說，媽媽之所以愿意去派出所協(xié)助報警、出庭作證，是在她“斷絕母女關系”的威脅之下才做出的。湯小甜還聽到，后來劉芳去跟她自己的朋友聊天，朋友也說，“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?”這讓劉芳再次強化了自己當年“沒錯”的想法。

因此，她認為媽媽的那些妥協(xié)，只是出于權衡利弊，并不能證明她真的“反省、悔悟”。

自2016年出國后，湯小甜就逐漸不再和媽媽聯(lián)系。最近兩年更是接近“斷了母女關系”。湯某濤被刑拘后，湯小甜回到非洲，拉黑了母親的微信和電話。從那以后至今，都是男友馬可在母女倆中間斡旋、傳話。

“見到我媽對我來說是一種巨大的傷害。只要見到她，我就會出現(xiàn)應激反應，情緒崩潰。”湯小甜說。甚至別人勸她和媽媽和好，她也不能忍受。她嘗試去看一些“治愈母女關系”的書，但只要看上幾頁，就失去了耐心。“實際上，我對我媽的仇恨不亞于對我爸的仇恨。”湯小甜說，在“不能原諒”這件事情上，爸爸和媽媽兩個人是“地位平等的”。

“我無法理解一個父親為什么會性侵自己的女兒;我也同樣無法理解，一個母親在明知道自己的女兒被親生父親，或者陌生男人性侵的時候，還可以無動于衷。”湯小甜說。

庭審前，有關此案的新聞報道下方，有網(wǎng)友評論說，“那是被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兩個人背叛的感覺”——這則評論擊中了湯小甜的內心。

“承認自己不愛自己的母親，是一件很難的事情。承認自己有一個很垃圾的母親，承認她不配做母親，都是很難做到的事情。”湯小甜覺得，這些話，說出來會很傷人，因此她不愿見到媽媽。某種意義上，湯小甜把自己看成一個“孤兒”， “有時候我想，我這種有父母的，還不如那些沒有父母的好。”

直到今天，劉芳一直沒有向女兒道過歉。也因此，湯小甜說，“我沒有辦法原諒她”。

不做“房思琪”

在觀念上，湯小甜和代理律師萬淼焱有著某種契合——兩人都表達過對臺灣女作家林奕含那本影響巨大的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的“不喜歡”。

萬淼焱說，許多有類似經歷的女生看了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后，產生了強烈的代入感，導致“陰影放大，創(chuàng)傷加重了”，“她們忽略了那是天才女作家的小說，雖然是自傳性的。”湯小甜就是如此。2017年3月，看了這本“心理描寫非常細膩”的書后，她陷入極其低落的狀態(tài)，并被診斷為抑郁癥。醫(yī)生建議她去找心理醫(yī)生做心理咨詢。但她覺得，“這種事情，需要自己去疏解，光靠外部力量，作用還是很薄弱的。”

真正能夠治療這個“心病”的，是“讓犯罪者受到懲罰”。

一開始，湯小甜對報警心里沒底。但她有2011年那次在學校河邊的“偷偷錄音”(實為諾基亞手機的錄像)。“那段錄音，我怕電腦壞了丟失，2012年存進了網(wǎng)盤，那以后再也沒有打開過。”后來，她甚至忘了網(wǎng)盤密碼。直到去年11月報警前，她和男友找來懂技術的人幫忙解密，下載下來。

直到聽完那段錄音，沉睡在心底的疼痛、尊嚴、屈辱再次被刺醒。“里面有很多他承認猥褻情節(jié)和誘導性交的內容。”震驚之余，她堅定了要報警、懲罰的決心，“我很后悔當時沒有錄更多的音。但我明白當時自己的弱小。”她在網(wǎng)上搜索了許多同類案件的文章，看到河北任丘小冉被性侵案后，她覺得小冉的遭遇和自己很像——都是遭遇性侵多年后再去追責和起訴，因此輾轉找到了小冉案的代理律師萬淼焱。

在有一點上，湯小甜很認同林奕含。2017年3月，林奕含在一次采訪中提到：“書里那個老師的原型人物，我常常跟我的醫(yī)生說，萬一那個人哪天老死了、壽終正寢了，我會輕視自己一輩子……我不是生來就會仇恨別人的人，可是我確實地想要物理性地傷害他，但我做不到”。湯小甜說自己也是一樣，“如果我爸過得太好，不斷再娶、生子，將來子孫滿堂，頤養(yǎng)天年，那我的良心也過不去——他做了那樣的事情，怎么還可以過得那么好?”

萬淼焱告訴湯小甜，一位北大六院的心理專家講過，“遭遇性侵之后，一定要第一時間報警。當施暴者受到懲罰的時候，對受害者的心理重建會有很大幫助。如果施暴者沒有受到懲罰，那么對受害者的傷害就會一直持續(xù)和加重，更談不上心理恢復。”

與“房思琪”不同的是，湯小甜遭遇的性侵不是持續(xù)的，而是在三四年里斷斷續(xù)續(xù)的;與“房思琪”的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相比，湯小甜隨著時間流逝將那段經歷“封存起來”，甚至本能地遺忘，“我努力強迫自己不要陷到里面去。”

為什么在十多年后“突然”報警?2021年11月，從非洲回來，見到媽媽，母女倆再次爭吵起來。想到這些年里，自己和媽媽之間裂痕的根源都是因為那些事，湯小甜覺得不公平，“我沒有必要再忍下去了。”

另一方面，她覺得，“要讓一個人為他做的惡付出代價。如果他不付出代價，就是對我的加倍傷害。”在過往看到的同類事件新聞里，湯小甜一直感到，只有讓施暴者受到法律制裁和懲罰，只有贏得“公平”，才是對受害人身心傷害的最好“治療”。

“大聲說出來”

2022年5月，湯小甜與男友在非洲結婚。

從外表看，被猥褻、被性侵的經歷連同那個貧困、悲慘的童年并沒有在湯小甜身上留下太多印記——她陽光明媚，用流利的英語與人溝通。

從2014年到華東某省讀研究生后，湯小甜就在學校的幫助下，頻繁做英語家教，每月收入三四千元。在沒有親人支持的情況下，19歲的她實現(xiàn)了經濟獨立。從此以后，她再也沒問父母要過一分錢，也與湯某濤徹底斷絕了來往。

某種程度上，這是湯小甜“變得強大”的開始。“只有經濟獨立，精神才會更獨立一些。”2016年研究生畢業(yè)后，湯小甜曾在國內及非洲有過并不順利的職場經歷。直到2018年去埃塞俄比亞工作，境況才逐漸好起來。

她把那些痛苦的遭遇向男友馬克傾訴，而后者有著足夠的耐心和包容。去年11月之后，取證、報警、律師費已經花了十幾萬元，但馬克鼓勵她“要做下去。就算花更多的錢也是值得的”。

此前被媒體報道后，有網(wǎng)友擔心，“如果當事女孩被人認出來的話，那她以后還怎么做人?”但湯小甜不以為然，“我不是很能理解，為什么經歷過這種事情以后，我就不能做人了?”她想到了韓國電影《素媛》——小女孩的慘痛遭遇被“無良媒體”大肆報道，一家人也因此成為世俗目光中的恥辱。湯小甜無法認同這種邏輯，“我是受害者，我又不是那個施暴者。為什么反而我要去背負這樣的道德枷鎖?我做錯了什么嗎?”

在2009年之后的多年里，湯小甜曾經向多個她信任的同齡人吐露過“遭受親生父親猥褻、性侵”的經歷。幾乎無一例外，這些朋友在同情的同時，立刻提醒她，“這件事情，除了我，你不可以再告訴其他人了。”

為什么所有人都把自己禁錮在“家丑不能外揚”的道德教條里，而讓性侵犯罪得不到及時揭露和懲罰?這是湯小甜始終不能理解的，“其實就是在告訴你，你要一個人承擔，要一個人去消化、吞咽。”更重要的是，這種社會習俗和慣性，一次次壓制了她報警的沖動，“我都懷疑我報警的想法是不是對的。”

她也遇到過一些有類似遭遇的女孩，“比如被鄰居家哥哥猥褻”。她不能理解，為什么當女孩子受到性侵，“尤其是家庭內部性侵時，就應該不要說出來”，甚至大部分家庭成員還按法庭要求，對性侵者出具刑事諒解書。

而湯小甜一直信奉的價值觀是，只要遭到性侵，就應該“大聲地說出來”。

“就算我拿個大喇叭，在街頭上去說這件事，這都沒什么。就算我告訴全世界所有人，那我也覺得我沒有錯。”這些年，她也的確把這段經歷告訴過一些朋友，畢竟“沒什么好羞恥的”。甚至一些連湯小甜都忘記了的的具體情節(jié)，朋友們還幫她記得。在2022年的警方偵查和庭審中，這些證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這種價值觀和勇氣，湯小甜說，實際上是一種從少女時代延續(xù)而來的叛逆心理。“早年，大家都不讓我說，導致我不敢說，但生出了叛逆心理?，F(xiàn)在我覺得沒什么，因為無論是父母離異，還是遭受過性侵，都只是一個‘普通的故事’。”

“性本身是不需要被修飾的事情。被性侵更不應該是一個羞恥或者不能說出來的事。而無論因為性格內向，還是覺得羞恥，大部分被親友、領導性侵的人會選擇隱忍——那就成了一種剝削。”海外工作的經歷也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湯小甜逐漸打破了傳統(tǒng)的“性禁忌”觀念。

她變得更勇敢，也更有勇氣接納自己了，“它讓我要去和自己齷齪的父親對抗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去和父權做抗爭。”